自从来北京，我就逐渐进入情况，李世济，绝对是个人物！但是，没有听到她唱，还是不能了解，为何我所接触到的人，个个对李世济如此倾倒！我们去的那天，国画大师李可染和李师母带着儿子孙女一起来，李小可拿著录影机，兴冲冲给大家录影。座上佳宾云集，一交换名片，全是艺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。那天，李世济知道我不懂戏，特别把她的唱词，全写下来给我，再唱。她唱了一段“文姬归汉”，又唱了一段“抗婚”“哭坟”。我这才领悟到李世济的魅力，她不但有金玉之声，而且唱得非常入戏。声音里的感情已十分丰富，她的表情更抓住了每个听众的视线，一曲“文姬归汉”，她唱得眼泪汪汪。唐在灯为她操琴，两人间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当她唱完，全场掌声雷动。连我这个不懂戏的人，也被她深深感动了。
那天，很多人都接着表演，散会时已是黄昏，李世济送我到大门口，忽然对我说：
“四合院的事，大家都会帮你留意！”
哎呀！怎么人人都知道了？完全像真的一样呢！
作家出版社的亚芳也知道了，她热心地说：“我们出版了你这么多书，不知道怎么付版税，或者，我们帮你物色一幢四合院吧！”
亚芳，在我到北京的第一天，她就和作家出版社的另外两位编辑在楼下等我，当我看房间，订房间时，他们殷切切地守在旁边，一直对旅馆经理说：
“给她最好的房间，然后我们再来结帐！”
为什么？我当时根本弄不清楚他们的身分和目的，立刻，我就拒绝了。亚芳是个诚诚恳恳的中年女士，并不很善于言词。看我很困惑的样子，她递上了名片。可是，我仍然很迷糊。因为，那时候，我还根本不知道，我的小说，已在各个出版社，出版得十分热络。
后来，亚芳经常来看我，我们谈着谈着，也就谈熟了。但，在北京，我每天都要见许许多多的人，也和许许多多的人合影留念，有些人，我见过许多次都记不住名字。亚芳有件事让我记忆深刻，有天，她拿了一叠他们帮我照的照片给我。给到最后一张，是我和亚芳两个人的合照，她忽然把这张照片往自己皮包里一塞，呐呐地说：
“这张不给你了！”“为什么？”我问她。“你有底片，可以再洗呀！”
她抬起眼睛，有些忧伤地看了我一眼。
“因为……”她坦白地说：“我猜你根本不记得我是谁。这张照片对我有意义，对你，大概没什么意义吧！”
她那忧伤的语气，使我顿时一怔。难道，我在这些日子里，曾经忽略过她吗？我注视她，清清楚楚地告诉她：
“你是亚芳，我怎么会不记得你？我到北京的第一天，你就在照顾我呀！”亚芳眼睛一亮，脸就红了。她迅速抽出那张照片交给我，同时，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。至今，她那笑容还常浮现在我眼前。无独有偶，要帮我物色“四合院”的，除了作家出版社外，还有工人出版社。大家言之凿凿，事实上，直到我们离开大陆，“四合院”仍然只是我们这一大伙人的“梦”。
我在北京十二天，绝大多数的日子都很快乐。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每本销售量都高达七八十万册，对我来说，简直是个“震撼”。我的欢乐实在涵盖了版权问题。我想，“读者”是每个“作者”最大的安慰，那种安慰，使我对出版权问题，版税问题，都变得“淡然处之”了。但是，当有一天，有位读者拿了一本我的假书来，那本书名叫“喷泉”，冒我的名而出版，我当时就情绪低落了。接着，又有“风里百合”，“忘忧草”等假书出现。等到有本“蛇女”拿到我面前来时，完全是一本下流的黄书！我翻了一翻，心里难过极了，第一次了解到，“版权”的重要性。一个台湾作家，如何才能在大陆受到起码的保护？这实在是个太大的问题！我如何去告诉大陆上广大的读者，某些书不是我的“原着”？这是更大的问题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快乐。就在我陷入这种“不快乐”的情绪中时，卢马出现了。
那晚，我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了，柜台忽然打了个电话到我房间来，说：“楼下有位女学生，已经等了你好几小时，希望见你一面，你见不见她呢？
我有些犹豫，因为那时我已相当疲倦了，但是，柜台小姐却接了一句：“我都被她感动了呢！”
她都被感动，我怎忍心不见。于是，我请她上楼来。
打开房门，那少女站在门口，手中捧着一具白毛的玩具狗，脸颊红红的，紧张得直往嘴里吸气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我伸手把她拉进房间，感到她的身子在微微颤抖。关上了房门，我竭力想缓和她的情绪，于是，我笑着说：
“我是琼瑶，你呢？”“卢马。”她硬邦邦地吐了两个字，眼睛直直地瞪着我，不相信似的，做梦一样的。“卢马。”我说：“很奇怪的名字啊！怎么会取名字叫卢马？”
“因为我爸爸姓卢，我妈妈姓马！”她简单地解释，一对乌黑的眼珠，仍然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我。忽然，她就激动地喊着问出来：“你是琼瑶？你真的是琼瑶？我看了你许多小说，认为全世界，只有你能了解我，而你却离我那么远，你在台湾呀！”“可是，现在，我在你眼前呀！”我说。
我这样一说，卢马却在刹那间，掉下泪来。她一落泪，我的心就痛楚起来，我慌忙把这大女孩（十九岁，正要考大学）拥进怀中，抚摩着她的背脊，我一叠连声说：
“别哭呀！有什么话，就对我说呀！不要以为我们距离很远，你瞧，你见到了我，不是吗？可见人生没有不可能的事……”我一面说，卢马一面哭。好半天，卢马才擦掉眼泪，羞涩地看着我，说：“能见到你，我太幸福了。这么幸福，我就忍不住哭了！”说着说着，她又掉眼泪，把玩具狗放在我的沙发上，她说：“我带这个来送给你，我知道你爱狗！你很多的事，我都知道，因为我看所有的报章杂志，只要有你的报道，我就把它剪下来！”她用泪眼看着我，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喊着：“我的父母给了我生命，是你，让我认识了这个世界，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你，我的生命一定是贫乏的！”
哦，卢马，你太美化了我！你也太神化了我！事实上，我那么平凡。只是，我也曾有过十九岁，我了解十九岁的各种情怀。于是，我握着她的手，向她细细解释我和她有的共同点。她认真地听，认真地思考，最后，她热烈地注视着我，真挚地说：“我一直就知道——你是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！”
她含着笑又带着泪地告辞了。我这才坐下来，打开她送给我的玩具狗，有张卡片从里面落下来，上面写着：
“让这只小狗，代替你的欢欢乐乐，陪伴你的旅程！”
欢欢乐乐？我愣住了。我家里有一对小猎狗，我给它们取名叫“欢欢、乐乐”，这还是最近一年的事，她怎会知道呢？我苦思中，才想起来，台湾只有“时报周刊”报导过，可见时报周刊那篇“琼瑶一百问”在大陆上，已经被转载了。
卢马的来访，带给我心中一股暖流，使我被冒牌书所弄坏的情绪，也稍稍好转了。到我离开北京那天早晨，卢马又打了个电话来，在电话中哭着说：
“你走了，我唯一的朋友就走了，你有好多朋友，不会寂寞，我只有你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”
爱哭的卢马，热情的卢马，她怎会知道，她也牵动着我的心呢！我的火车是晚上六点钟开，约她在上午十一点再见一面。她来了，在楼下大厅等着我，我看着她，红红的脸蛋，红红的眼眶，微颤的嘴唇……她塞了一本她的照相簿给我，在我肩上静静地依偎了几秒钟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掉转头，她走了！卢马，她就这样盘踞在我心头了！
第十章 别了！北京！
我离开北京那天，是四月二十日，北京又是刮风的天气，整个北京市，笼罩在一片黄沙之中，放眼看去，高楼大厦，全在黄沙中变得模模糊糊，人群瑟缩在风沙之中，形成一种十分奇特的景象。我们一行四人，是按原定计划，从北京到武汉，在武汉只停留一天，就上一条名叫“隆中号”的船，逆流而上游长江三峡。本来，北京有飞机直飞武汉，可以省掉许多路上的时间，但是，初霞自从听说“民航机里面，有云会飘进来”，就坚持不肯乘民航机，宁可乘火车。我呢，对民航机里的云倒不怕，却怕飞机常误点的传说。而且，我很喜欢坐火车，觉得在车中谈谈天，看看风景，也是一种乐趣，所以，我们就一致决定乘火车。我们的车子是晚上六点钟开，第二天早上十点到武汉，在车上正好睡一觉。我们买的是卧铺票，分在两个车厢。我和鑫涛一间，初霞夫妇一间。
下午四时多，所有的朋友都来送我们上火车。实在不得了，算算我们四个人的行李，竟有十件之多！我怎么也想不透，我已经把一箱衣物，交朋友带回香港，又把别一些多带的衣物，留在北京，怎么行李仍然如此之多！初霞怪我：
“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？你一个身子要穿多少衣服？”
冤枉呀！我委屈地说：
“一箱子是你哥哥的大枕头，一箱子是十二天大家照的照片和亲友送我的纪念品，还有一箱子是四个睡袋，再有一箱子是各作家和出版社送的书……”我没说完，就瞪着初霞叫起来：“你呢？我只有四件行李，你有六件！”
“我呀！”初霞一摊手，让我看：
原来，各方友好，生怕我们在路上没吃没喝，送了好几箱东西来！饼干、蜜饯、水果、茶叶蛋，当然，还有仿膳斋的小点心，和一大箱的矿泉水！怪不得我们有十件行李呢！看样子，我们这些“装备”（包括睡袋和枕头，别忘了奶瓶）和电影“所罗门王宝藏”中，出发去蛮荒地带前，所准备的也差不多了。在杨洁一声吆喝下，我们大家上了车，到了北京火车站，朱娅早就在火车站等候，大家七手八脚，帮我们提行李。原来火车站没有红帽子，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自己提。从车站到月台，大概足足有两里路，我们一行，浩浩荡荡，提着大包小包，往月台的方向冲刺。杨洁领头，沈宝安、刘平、韩美林、朱娅、小草（六岁的小草，也抢着帮我拎东西）……再加上我们四个，大家顶着北京的风沙，左转右转，上坡下坡的走了好半天，还走不到月台。而北京这天的风沙，据说是十年来最大的一次，扑在人脸上，都打得皮肤发痛，韩美林对我说：“北京要加强你的印象，给你一点颜色看看！”
我抬头往天空一瞧，真的，今日北京的天空，看不到蓝天白云，整个是黄土色的！
好不容易，我们上了车，大家又七手八脚帮我们放行李。杨洁在我们两个车厢间，跑出跑进，不住口地叮咛这个，叮咛那个。此后我们的行程，将脱离杨洁的“视线”（沿路她都已遥控好，每站都有人来接我们），她就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。我望着杨洁，问：“你真的放心让我们四个，就这样无助地去流浪吗？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放心的！”
几句话说得本来说不放心的杨洁，更加不知如何是好，她一面对我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，指指天空，一面说：“我会一路给上帝打电话，放心去玩，没错的啦！”
说完，她急匆匆地，又塞了一大叠信封到初霞手里，我伸头一看，那些信封上面，竟分别写着：“武汉拆”“重庆拆”“成都拆”“昆明拆”“桂林拆”……这位大戏迷，居然给了我们一大堆“锦囊妙计”，以应付“特殊情况”。初霞嚷着说：“如果我们中途改变计划，不去那一站，换了一小怎样办？”
杨洁慌忙给我们打躬作揖，求我们别“改变计划”。我看着那些信封，摇摇头。“还有一点不妥，”我说：“万一我们走错了路呢？”
“怎么会走错了路呢？”杨洁大叫。
“那可说不定！”我咬咬嘴唇，认真地说：“这大陆这么大，走错路是很可能的！刚刚上车，如果没有你们大家领着，说不定我们已经上了去蒙古的车！再加上，下车也是问题，如果下错了车站，你安排的人就接不到我们了！”
杨洁一听，真的急了，她又抓头又抓耳朵又抓鼻子，大声嚷着说：“那要怎么办啊？”我和初霞，异口同声地喊：
“和我们一起去啊！”杨洁几乎“动摇”了，想了想，她无奈地说：
“不行不行，这十二天，我已经够荒唐的了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办呢，真的不行！”
初霞做了个好可怜的表情，杨洁硬着心肠掉头就走：
“我去餐车帮你们安排今晚的晚餐！”
她去安排晚餐，我们开始急急地和诸朋好友话别。十二天的相聚，如此短暂，今日一别，后会何期？这时，大家都满怀离情，依依不舍。站在那狭窄的车厢里，你叮咛我，我叮咛你……就有那么多话说不完。此时，车子里已开始广播，请送行的人下车。这一广播，大家更慌。小草紧紧地依偎着我，用甜甜的京片子，娇娇地问：
“阿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“明年。”我说。“明年是多久呢？”“明年没多久。”“那么，是不是五月十七号呢？”
哇！小丫头！我吻了吻她，在她耳边悄悄说：
“五月十七日是你的生日吧？我会记住的！”
此时，第二次广播又响了，杨洁匆匆跑来，大叫：
“七点钟吃晚餐，菜都帮你们订好了！到时候，服务小姐会来请你们。”我放下小草，推他们下车。大家慌慌乱乱，还急着要说话。此时，初霞忽然钻出车厢，对我大叫：
“车上的棉被很干净，我看那四个睡袋用不着了！”
我如释重负，一路上就觉得这四个睡袋累赘极了。这时，迅速地就打开旅行袋，拉出一个个睡袋来，初霞看我把睡袋交给了朱娅，她又叮咛朱娅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