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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故事  第12页    作者:琼瑶

  “你不要哭,我以后再也不敢了!”

 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,眼眶就也红了起来。我在那一瞬间,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“长姐”,两个弟弟,终生都是弟弟,不论他们怎样,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。于是,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,三人一路哭着回家。到了家里,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,拚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,就怕父母看到了,会和我一样伤心。

 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记忆中,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。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。冬天的上海,冷得出奇,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,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。每天三个人手牵手的去上学,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,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,甜甜嘴,但是,身上没有钱,就是吃不到。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,人人手中一大串,只有我没有。那时,心里最大的愿望,就是有一串橡皮筋,直到离开上海,愿望都没有实现。说实话,从小,我就在困苦中长大。但是,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,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。

 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,因为父亲的收入实在不够维持,(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,父亲隙骄傲的拒绝了。只有大舅母,变着花样,吃的穿的,经常往我们家送。)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,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。这样一来,我就忙了,每天下了课,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。我家那张大书桌,已不够我们睡,我们就打起地铺来。从那时候开始,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。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。但是,也就在那年,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。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《可怜的小青》。父亲读了,似乎颇受感动,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。当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,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,兴奋得茶不思,饭不想。把自己这篇短文,读了起码一百遍。可怜的小青,到底写些什么?如今已不复记忆。但,顾名思义,那“可怜的小青”,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!

 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,我开始迷上写作了。每天下课回家,就涂涂写写。那时,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,演出曹禺的《北京人》。当年,小四姨是个胖妞,很有喜感。虽然不是主角,却是重要的次角。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,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,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。看完话剧回家,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。不会分场,我全写“独幕剧”。人物一多就搞不清,我全写“双人剧”。好长一段时间,我乐此不疲,父母看了我的“编剧”,只是笑。因为我的取材,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“对白”,所谈的问题,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。

  我这些“剧本”真可怜,从没有发表过,出版过,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。最后,都进了垃圾筒。

 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,渐渐有了朋友,学会了说上海话,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。我会一个人逛书店,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。也会抱着妹妹,去外白渡桥上看船,看落日。每到星期天,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——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。

  但是,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,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。物价飞涨,金元券贬值,上海的商店中,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……这些事情,对幼年的我来说,是根本无法了解的。我惟一熟悉的,是那种紧张的气氛。我知道,战争又逼近了!

  果然,战争又逼近了。上次是抗日战争,这次是内战。对我而言,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。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,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。最后,父亲决定,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,先送回湖南老家去。他继续留在上海,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。于是,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,又回到了湖南。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,第二次和祖父团聚。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,两次,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,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。

  第二十九章  再度回乡

  在衡阳市,我们和祖父重聚了。四个孩子,一排跪下,给祖父磕头。小妹妹还小,不会磕头,母亲扶着她跪下,扶着她磕下头去。上次和祖父离别时,小妹尚未出世,现在,小妹已牙牙学语。祖父拉起了我们,一个个轮流看过去,最后,伸手抱起了小妹。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。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,现在充满了慈祥。他抱着小妹,看着我们,微笑着,哽咽的说了句:“生当乱世,大家还能团聚,真好,真好!”

  那时的祖父,一定没有想到,这次的团聚,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。回到衡阳,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,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,于是,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,去继续念书。至于她自己,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,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,而我们全家,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。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,带着襁褓中的小妹,远离衡阳,去教书去了。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一段时间,离开了父亲,也离开了母亲。不过,这年的我,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,我够大了。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,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,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。但是,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,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,和表哥王代杰。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,是我姑妈的儿女。这个姑妈,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。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,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。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,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,记忆中,那栋四合院名叫“怡园”。

  我的代训表姐,是个非常温柔、善良、诚恳而真挚的小妇人,她个子不高,说话声音轻柔,做事小心翼翼。那段时间,她受母亲重托,带我们三个孩子,真正做到了“长姐如母”,却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。因为小弟的淘气,已经出了名,麒麟脾气火爆,不是和同学打架,就是和邻居动手。只有我比较安静,但是也有我的麻烦,那时我已爱书成癖,一天到晚要买书,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实在不多,省吃俭用,勉强维持,哪里还有闲钱买书?我就会为了不能买书,整天眼泪汪汪的。在“怡园”,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。那就是我们的“吃”。原来,母亲叮嘱表姐,无论怎么穷,必须想尽办法,给我们三个足够的营养。于是,表姐就去腌了一大坛的咸蛋。我们的早饭是咸蛋配稀饭,中午是咸蛋配干饭,晚饭是干饭配咸蛋。吃了好几个星期,小弟一端上饭碗就做各种鬼脸,麒麟直截了当大喊不吃咸蛋,我揉揉肚子声称不饿,就离开饭桌去看书。表姐一看不是办法,慌忙去帮我们烧了一锅红烧肉,用荸荠和肉一起炖。锅端上桌,我们三个欢声雷动,举起筷子,才发现锅中没有几块肉,全是荸荠。

  生活就是这样“贫困”的。但是,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,祖父过八十岁大寿,仍然过得轰动而热闹。

  祖父那时在衡阳城内教书,为了过寿,提前就回了老家兰芝堂。我们三个和母亲,都赶回了兰芝堂。这一回到兰芝堂,我才知道祖父是多么“德高望重”。许许多多亲友,总有一百多人,都从湖南各地,赶到兰芝堂来为祖父祝寿。兰芝堂张灯结彩,鞭炮声不断的响。因为客人随时随刻的到,兰芝堂中摆起了流水席,虽然酒席不算丰盛,总是祖父的小辈们一番心意。兰芝堂前面有一汪鱼池,养了许多年的鱼,大家都舍不得吃。这时都捞起来以飨宾客。

  除了流水席以外,兰芝堂也扎起了戏台子,请来戏班子演戏。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,几十里路方圆中的邻居,都赶过来看戏。我杂在人群中,也看得不亦乐乎。当祖父和母亲都累极了,回新屋去睡觉时,我仍然不肯走,小弟和麒麟当然也不走,声称要看到戏散。戏散时已经深夜十二点,祖父的忠仆黄才余带着我们回新屋,他扛着小弟,牵着麒麟,手里提着盏风灯走田埂小路。我已多年没走过田埂小路,一跤就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,弄了一身都是泥。回到新屋,母亲又着急又叹气,因为我只有身上这一套衣服可穿,第二天还要帮祖父接待来宾呢!母亲连夜洗衣服,衣服不干。第二天我只有穿着弟弟的背带裤去给祖父的朋友磕头。

  磕头。谈起磕头,祖父的旧规矩不变。见了长辈,我们这三个孩子照例要磕头。别人给祖父拜寿时我们也要磕头答礼,真是磕不完的头。在这个时候,我的表侄儿唐昭学出现了。唐昭学那时读高中,大约十七八岁,是个很憨厚很守规矩,据说,书也念得一级棒的青年。很不幸,他刚好比我们的辈份小了一辈,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了一截,却成为我和弟弟们胡闹的目标!见了长辈要磕头!小弟拉着祖父,跳着脚兴奋的嚷:“唐昭学是不是要给我们磕头?快叫他给我们磕头!我们磕了好多头,才轮到一个来磕还给我们!”

  唐昭学不肯磕头,也不肯叫我表姑,别别扭扭的鞠了个躬就逃走了。但是,祖父过完寿,我们回到衡阳继续念书,唐昭学每到假日都到“怡园”来,却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

  那一年,我过完了十岁生日,已经很懂事了。十岁以后,是我在衡阳停留的最后一年,(事实上,也是我在大陆停留的最后一年。)许多事在我记忆中都历历如绘,其中,包括唐昭学的笛子。

  唐昭学有一支笛子,他随身带着,一有空闲,他就拿出笛子来吹。他吹得非常好。我从小对音乐、戏剧、文学、艺术都爱。这时,惟一接触到的音乐,就是唐昭学的笛子。我觉得他吹得真是美妙极了,就常常缠着他吹笛子,他也有求必应,一次一次的吹给我听。我得寸进尺,要求他把笛子送给我,他却坚持不肯。原来,这支笛子是他一个好朋友,亲手用竹子雕凿给他的。现在,这位好友已分别了,他为了纪念好友,更是一刻也离不开那支笛子。

  有一段时间,唐昭学和他的笛子,陪我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时光。父亲滞留上海,母亲远去教书,那年的我颇感孤独。幸好有表哥表姐和唐昭学。记忆里,我小时并不淘气,战乱和贫穷已经使我早熟。可是,不知怎的,有一天我居然和唐昭学吵起架来。因为他辈份比我低,我对他真是肆无忌惮,我猜想,吵架的理由一定是我在无理取闹,所以他对我不肯让步。吵着吵着,我一时火起,竟抓起他的笛子,用力往桌上敲去。他飞扑上去救笛子,笛子居然裂成了好几片。在那一刹那间,我呆住了,他也呆住了。

  说真话,我绝没想到,笛子一敲就会裂。当笛子裂了,我吓得目瞪口呆,心里说不出有多后悔。唐昭学脸色发青,抓了破笛子对我又吼又叫。偏偏表姐袒护我,跑出来就对唐昭学大骂一顿:“一支笛子有什么了不起?那么大的男孩子,和小女孩吵架!你羞不羞?何况人家小凤凰,还是你的表姑呢!”

  唐昭学一气之下,拿着破笛子,转身就冲出了房间。接下来好长的一段日子,他都不来理我。

  当唐昭学终于又来找我讲话的时候,父亲已从上海匆匆赶回,母亲也从学校辞职回衡阳。衡阳城中,一片乱糟糟,刚直小学停课了,许多同学都回到乡下去了。父母和祖父,又开始夜以继日的讨论。这种气氛,对我来说,是那么熟悉的,每当大人们脸色沉重的讨论,每当学校里学生纷纷离去,每当城市中的人们行色仓皇……就是离别的时候到了。

  离别的时候确实到了。一九四九年的春天,我们再次离开祖父。四个孩子,和祖父一一拥别,祖父叮嘱又叮嘱;等时局安定了,早日归来呀!我们乘上火车,要到广州,再搭船去台湾。大家都认为,这次的离别,不会比上次久。祖父虽已八十,仍身强体健,团聚的日子,是指日可待的!谁知道,这一次别离,我们和祖父,竟成永诀!

  祖父、表哥、表姐、唐昭学都到车站来送我们。表哥还上了车子,送了我们好多站。我倚着车窗,看着衡阳城迅速的消失,真想对唐昭学说一声对不起!真想抱紧祖父的脖子,亲一亲他白色的胡须,真想告诉表姐,我爱吃她的咸蛋……我什么都没做,只是用双手攀住车窗,眼睁睁的看着祖父、亲人,和衡阳城,在我的视线中逐渐远去、远去、远去。

  当时,我再也没料到,这次的别离会长达三十九年!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,我才有机会回到大陆,重新见到表哥、表姐和唐昭学!我这一句“对不起”,迟了整整三十九年,终于在武汉的长江大饭店内,对唐昭学说了。表姐的咸蛋!当我重睹表姐时,她已白发苍苍,握紧了我的手,她泪汪汪的说:

  “大概是吃了我的咸蛋,才让你有个好头脑,能够写小说吧!”

  大概是吧!一九八八年,我紧拥着我的表姐。小凤凰都已老了,唐昭学两鬓已斑,表哥的儿子都已大学毕业了……而我那亲爱的祖父,早已去世,墓木已拱。

  人生,是多么短促。世事,是多么难料呀!

  第三十章  初抵台湾

  一九四九年夏天,我们一家六口,在几经波折之后,终于来到台湾。(我们在广州,曾经滞留了两个月之久,因为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,把我们的入台证和旅费全部扒走了。父亲在大街小巷中贴启事,呼吁那位“扒手贵人”把证件还给我们。后来,那位“贵人”真的看到了启事,把入台证寄还到旅社。同时,在台湾的王伯伯,又及时寄给父亲旅费,我们才终于成行。记忆中,我们的旅程,总是一波三折的。)初抵台湾,所有的事物都很新奇。

  父亲接受了师范大学的聘书,在中文系当副教授。师大分配给我们家一幢二十个“榻榻米”大的日式房子。那时的台湾,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,街上的建筑,都是日式的,住宅区的住宅,也完全是日式的。我们的住宅很小,但是小归小,却“五脏俱全”。前面有小小的前院,前院里有棵大榕树,矮矮的围墙下,盛开着杜鹃和美人蕉。进门处有“玄关”,要脱鞋才能走上榻榻米。我们有三间房间,前面是八个榻榻米的客厅,后面有六个榻榻米的厨房,旁边还有间四个榻榻米的餐厅,餐厅后面有小小的卧房,卧室后面有长廊,长廓尽处是厕所。然后,还有小小的后院,后院中高耸着两株椰子树。我还记得,迁进这房子的第一天,母亲就非常兴奋。我那可怜的母亲,她自从嫁给父亲,一直颠沛流离,居无定所。这时能住进一幢“独门独院”的房子,她就欣喜欲狂了。她说:“这是我结婚以来,第一次拥有‘自己的家’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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