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第二版《窗外》，又已售完，现在赶印第三版，已决定一次印五千本……”
“第三版《窗外》，又快卖完了。你在忙些什么？难道没有新作问世，不准备‘乘胜追击’吗？……”
哇！我实在有些晕陶陶，从来没有人用这么“直接”的方式，来“肯定”我的写作。多年以来，在父母的怀疑下，在自卑感的作祟下，在儿子的眼泪下，在生活的煎熬下……不停不休的写，却一直不知道，自己的写作是否有意义？这样的“写”，几乎在每个字中都揉着血和泪，如今，这番挣扎，终于得到了回馈！我看着平鑫涛的信，泪水盈眶。怪不得古人有诗说：“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”回忆我的“写作”路程，真正是“寒彻骨”呀！
就在平鑫涛不断报佳音、催新稿的当儿。《窗外》带给我的“压力”，竟如排山倒海般涌来。首先是我的父母，他们看了《窗外》，竟勃然大怒！双双写信来指责我，说我不该写这部小说，“出卖”我的父母！父亲的“传统道德”观，使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，他在给我的信中说：
“你以为大家是喜欢这部‘作品’，而买这本书吗？大家不过是要看看你的风流自传而已！”
母亲的来信更加严厉：
“原来你的写作才华，仅止于此！你就这样等不及的要赚钱吗？除了‘出卖’你的父母以外，你还有没有别的本事？我生你养你育你，竟换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答——你写了一本书来骂父母！”
天啊！我没有要骂父母，我爱他们，我真的爱他们！《窗外》是我生命里最强烈的故事，这故事中如果没有我的父母，就根本不能成立！我或者写得太坦白，太真实，不过，就在我下笔的时候，我对父母虽然有“怨”，却有更多的“爱”呀！难道他们看不懂？难道他们体会不出来？难道他们根本不曾“深入”我的内心世界，竟无法接受我的书。我捧着父母的来信，又觉得自己闯了大祸，罪该万死！泪水就滴滴滚落。我亲爱的父母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呢？我走这条路，走得如此艰辛，你们为什么不鼓励我，反而要生气呢？我不了解，我真的是百思而不得其解。庆筠下班回来，看我两眼哭得红红的，惊问为什么。我把父母的信拿给他看，他跳起来说：
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不管是谁的作品，都无法逃开人生的范围呀！一个作者会把自己的生活，反映到作品里去，是理所当然的事！他们这样责怪你，实在太过份了！”他伸出手给我，慷慨的说：“别哭，你还有我！”
我好感动，真的好感动。
但是，没有几天，庆筠又彻夜不归了。当他拖着疲倦的脚步，睁着布满红丝的眼睛，狼狈而踉跄的回到家里，他不等我开口，就先发制人的对我大吼：
“不要怪我不回家，也不要怪我去赌钱！都是你，你和你那本见了鬼的《窗外》！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爱，那么，你把我置于何地？你有没有顾全过我的自尊？我的感觉？”
我惊愕得几乎不会说话，好半晌，我才低低的说：“你不是说，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，都是自传，你会谅解吗？”“会谅解的是神！”他大喊：“我不是！我只是人！连你的父母都不会谅解你！我怎会谅解你！”
我呆呆的跌坐在椅子里，脑中昏昏沉沉的，连思想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几天之后，我在报纸的副刊上，读到一篇作品，作者是庆筠。再仔细一看，文章的内容，居然在写我，他杜撰了许多事情，把我痛痛快快的大骂了一场。我等他回家，深深的注视着他，我沉痛的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这样恨我！”
他看着报纸，顿时歉容满面。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：“那天我觉得沮丧极了，所以写了这篇东西，这不算‘作品’，我只是在泄愤而已！”
“泄愤？”我难过极了。“我让你这么生气吗？为什么呢？仅仅因为《窗外》，还是你对我的爱情都死掉了！”
他悲哀的看着我，试着要向我分析他自己：
“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，自从你出了书之后，我就无法平衡了。我受不了同事们的眼光，受不了你一天到晚写，受不了自我的期许，也受不了这个家里的气氛！”他痛苦的用手抱着头，似乎痛苦得快要死掉了。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！我觉得我已经完了！”
看他那么痛苦，我也痛苦起来。年轻的我，还不太懂得为对方设想。易地而处，我可能也会和他一样痛苦。如果我能多为他设身处地想一想，或者我能付与更多的耐心和爱心，来挽救我们的婚姻。但，那时的我太年轻，肩上已扛着沉沉重担，父母给我的压力已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总觉得庆筠该给我的是慰藉和支持。怎能也用这种态度来对我，怎会对我说，他受不了这个，受不了那个……他不平衡，我也不平衡。觉得自从他回国以后，我们就陷在彼此折磨中。我看着他，悲哀而无助，我说：“如果我让你这么痛苦，那么，就让这场悲剧结束了吧！”
“什么叫‘结束了吧’？”他大声的问。
“离婚！”这两个字从我嘴中一吐出来，我们两个都有些惊怔了。他死死的盯着我，一语不发。（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婚姻的失败，我实在要负相当大的责任。我总觉得自己委屈，不能去体会他的委屈。在我的书出版后，我也没有去体谅他的失意。直到今天，我都认为我不适宜做个“妻子”，我和庆筠会走上离婚的路，都因为我扮演不好“妻子”这个角色而造成的。连“离婚”这两个字，也是我轻易出口的。）
当时，我一提到“离婚”，两人都震动了。庆筠看了我很久，终于点了点头，咬牙说：“这样也好！”
可是，一转身，他看到小庆，他把孩子抱了起来，抬头看我，哑声说：“你预备让小庆没有爸爸，还是没有妈妈？”
我眼泪一掉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这就是《窗外》出版，带给我的各种压力。说真话，《窗外》的出版，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大大冲刺。但是，在我真实人生里，它却带来毁灭性的风暴。
第十五章 初见鑫涛
那年，我二十五岁。整整一年，我发疯一样的写作。
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，我和庆筠，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。我生活的重心，只有两样：小庆和写作。
我在五月份，就开始写《六个梦》。由于《六个梦》是中篇小说，我写了前三个梦，就又马不停蹄的开始写《烟雨蒙蒙》。《烟雨蒙蒙》一完稿，我又接着去完成了《六个梦》。我会这样拚了命去写，完全和《窗外》有关。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，我也有能力写别的。《六个梦》首先在《皇冠》发表，《烟雨蒙蒙》接着在联合报副刊发表，都是平鑫涛安排的，那时，他是《皇冠》的社长，也是“联副”的主编。
那年冬天，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。
会和他见面，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“电视访问”。那时候，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的东西，能被“电视访问”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。我人在高雄，要离开小庆三天，去接受电视访问，我很不愿意。鑫涛又是信、又是电报，十万火急。劝天下的夫妻，千万不要走相同的路！
我到了台北，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。我们素昧平生，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。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，瘦瘦小小，自觉平淡无奇。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，很惊奇的发现鑫涛站在那儿，很肯定的注视着我说：
“你一定就是琼瑶！”
鑫涛那年三十六岁。个子不高，方面大耳，站在那儿，却颇有种凌人的气势。他如此年轻，双鬓已经微斑，两眼却炯炯有神。看起来充满了精力，神采奕奕。那第一次会面，我们谁也没料到，日后我们竟会相知日深。命中注定，要共度一生。那时，我只是很惊奇，很惊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认出了我，我问：“怎么会认出我来？”“从《窗外》里认识的，从《六个梦》里认识的，从《烟雨蒙蒙》里认识的！”他笑着说，帮我拎起小旅行袋。“不止认识吧！是非常熟悉了！”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鑫涛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。但，他第一次见我，却说了很多话。一直到今天，他都常常会问我：
“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火车站相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电光？”“什么电光？”今日的我回答。“我听到雷响呢！轰隆隆，好大的雷，天摇地动。”“不开玩笑，说真的！”
说真的，没有电光，也没雷响。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，又写了好些篇小说，仍然涉世未深。鑫涛的身分地位对我来说，是个“大人物”。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，他是一个大杂志的社长，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！还在广播电台主播“热门音乐”。（他是第一个把摇滚乐介绍到台湾来的人，他主播“热门音乐”时，用的是艺名“费礼”，他还用这艺名，翻译了《原野奇侠》和《丽秋表姐》。）他在我心目中，是个很奇怪的人。能编杂志，能写稿，能翻译，能广播，能懂“热门音乐”……简直是个“十项全能”！面对这样一个“人物”，会让我自觉“渺小”。我根深蒂固的“自卑感”，仍然缠绕着我。我称呼他“平先生”，对于他会亲自跑到火车站来接我，深感“受宠若惊”。在这种情绪下，怎会有什么电光石火呢？但是，当他笑着谈《窗外》、《六个梦》、《烟雨蒙蒙》的时候，我却感到十分亲切，十分温暖。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却全然没有陌生感。那天，因为有许多事要讨论，他请我先去喝杯咖啡。在咖啡馆里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，需注意的事项，和《窗外》发行的情形，读者反应的情况……他说了很多，我只是静静的所。那时，我有些着急，因为，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，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。而父母，对于我写《窗外》，仍然余怒未息。我真不敢回家去见父母，很想去住旅馆，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。（《窗外》一书的稿费，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，全部花光了。）我始终心不在焉，很想问一句：
“平先生，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？”
第一次见面，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。最后，公事都谈完了，鑫涛送我回父母家。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，迟迟疑疑，就是不敢按门铃。我等鑫涛走掉之后，还呆呆的站在那门口，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？认错？不，我不觉得我有错。直到如今，我都不觉得我写《窗外》有什么错。我呆站在那儿，冬天，天气好冷，我就是不敢按门铃。我在门外徘徊，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足足磨到天色全黑，这才鼓勇按了门铃。后来，鑫涛告诉我：
“你知道吗？那天送你到家门口，你看起来好奇怪，所以我并没有走，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，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。那知道，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！真想跑过来问你，到底你有什么为难之处，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！后来，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，我才放下心来。”隔了许多年，他又提起那天，他说：“你小小的个子，穿着一身黑衣服，在冬天的冷风底下，走来走去的。我觉得，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，压在你的肩上，你那种‘不胜负荷’的样子，让我终身难忘。”
原来，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。
但是，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。父母毕竟是父母，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，他们仍然没有拒我于门外。我怯怯的看着他们，等着他们骂我。可是，他们只是对着我，轮流的叹气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可怜的父母，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，他们失望伤心。当我终于《写作出书的时候，他们又害怕担心：不知道我的笔下，对父母家庭，会不会造成伤害？看到他们这么难过，我也难过极了。顿时体会到，“写作”要付的代价，岂止是青春年华的默默消逝，它还会让你“孤独”。不止在写作时的“孤独”，还有写作后的“孤独”。瞧，我为了写作，失去了庆筠的爱，又为了写作，失去父母的爱！这代价真的太高了！第二天，我接受了电视台非常隆重的访问，第一次面对摄影机，第一次面对访问的人，第一次用“现场直接播出”，我心里好紧张。鑫涛始终在电视公司陪着我，访问前，就一直给我打气。访问后，他说我讲得很好，保证我并没有失言或失态。那时还没有录影机，我自己无法看到自己在荧光幕上的样子。电视访问完了，我又接受了中广的访问。好忙碌的一天！访问都结束后，鑫涛请我去他家里吃饭，于是，我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。鑫涛的妻子非常美丽，三个孩子活泼可爱，最小的一个儿子比小庆只大几个月。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，心中深受感动。看着他的儿子，想着小庆，我自然而然的谈起我的家庭，我的写作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儿子，和我为了《窗外》，所受到的种种压力。我没有强调什么，只是淡淡的说。鑫涛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我并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过我的徘徊，只感觉到，他听得好认真。
然后，鑫涛也谈起他自己，和他办《皇冠》的经过：
“你知道吗？我离开父母，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，身上只有二两黄金，是我全部的财产。那时刚刚大学毕业，台湾人生地不熟，举目无亲，只好在同学家里打游击！”
我听得很入神，因为他来台的情况，和庆筠很相似。
“后来，在同学的介绍下，进入台肥六厂去当公务员。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里。当时，有三个朋友和我志同道合，大家决定要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。于是，四个人聚资，拼拼凑凑，勉勉强强的出了第一期。那一期里的翻译稿、创作稿……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写的，跑印刷厂、装订厂……都是自己去跑的。第一期印了三千册，把我那间单身宿舍堆得满满的。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屋里，人手一册，自己欣赏自己的稿子。”
很亲切的话题，我了解那种“自我陶醉”的滋味。